体育直播米兰:当一个自然保护地决定禁止赶海 不完全观察vol8

　　，同样曾是“野生赶海景点”的下村滩涂，已经默默迎来了赶海禁令发布后的第一个长假。

　　“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组织游客或游客自行从红树林保护区进入海滩开展赶海活动。”

　　2025年12月，北海市林业局、银海区人民政府正式在下村滩涂入口立牌，发布了禁止旅游赶海有关的公告，有效期半年。

　　这项直接叫停游客进入的管理措施在国内尚属少见，何况在此之前，这片滩涂几乎算得上北海市最热门的旅游赶海目的地。

　　这片在旅游攻略中被广泛称为“红树林赶海区”的滩涂有个相对冷门的名字——“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意味着在法律和管理层面，它属于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是为了长期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而设立的自然公园。

　　湿地公园及管理处2016年在此设立，正是为保护这里约190公顷的红树林，中国鲎、勺嘴鹬等珍稀濒危物种，以及万千候鸟与海洋底栖生物的栖息地。

　　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强调对传统利用权益的保障，即保障原住民等合法权益主体的传统生产生活正常开展，例如《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就精确指出“兼顾自然公园内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资源利用。”

　　因此，作为下村、西北岭村、龙潭村等周边村落世代采挖沙虫、车螺等经济物种（即“做海”）的生计家园，在设立湿地公园后的很长时间里，滩涂区域都是允许渔民在内的人群自由进入的。

　　不过，在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下，“靠海吃海”渐衍生出新的形式：传统生计渔业开始向休闲渔业转型，原本亲自做海补贴家用的渔民中也分化出一部分投身旅游经营，以带客赶海赚取收益。

　　于是，下村滩涂悄然变身为“野生景点”，“红树林赶海”成为北海旅游打卡项目，民宿住宿、海鲜加工、零售等业态在周边同步兴起。

　　“服务-消费”的经济链建立后，美境在2022-2025年进入调查所见，节假日同时在下村滩涂赶海的人数可超过万人。

　　转折发生在2025年，当地旅游赶海逐渐不受控制，呈现出野蛮发展的态势：乡村社区内部管理机制的长期缺位下，外来资本的强势入驻快速颠覆了原本村民主导经营的格局，他们靠着低价竞争和流量战的打法占领市场，促使行业走向失序。

　　其中，生态资源过度利用、乡土社会纽带断裂等公共危机也逐渐显现。整体感知中，这里钱更难赚了，生物更难见到了，游客的差评更多了，人和人更疏远了。

　　当本地人在价格内卷和经营非法项目的风险中挣扎沉浮，稳坐“靠海吃海”的最大受益主体实质变成了网络站点平台、场地租地方和保有退路的外来资本，曾经渔民生计转型的“蓝海”变为“红海”，自然保护地保障传统利用权益的边界也最终被突破。

　　在此背景下，官方紧急出台禁令，给旅游赶海按下了暂停键，规定仅周边村民可进入开展传统做海。

　　管控直接切入“服务-消费”的赶海经济链，除了安排执法人员和安保人员在每一天的赶海时段值守赶海入口外，还对沿岸的赶海营地、商铺全部进行了拆除或封闭，凡出现“赶海”二字的招牌、路标也被拆卸和遮蔽。

　　通过多部门联合发布了重要的公告和地方媒体扩大报道，禁令颁布的消息广为市民熟知，下村滩涂人流量一时一下子就下降，上百辆摩托车穿梭碾压的画面消失不见，渔箔等非法渔具彻底绝迹。

　　这样的清净让鲎、螺、虾蟹等底栖生物获得生长的机会，也让每年定期抵达的越冬候鸟得以安心停歇与觅食，为来年春天返回繁殖地的漫长迁徙储备能量。

　　如今在此经营的赶海户中，超过90%已是外来者，没有了店面作为根据地，他们便快速撤出了当地。本村商户基本进入歇业状态，少数几家依托自家屋产继续就近经营。同处旅游业生态中，村里人参与更多的民宿和餐馆生意还有前来康养旅居的候鸟家庭光顾，得以维持营业。

　　那么，作为北海最热门的赶海景点，下村滩涂封闭管理后，赶海人流是否会在其他海滩暴增呢？带着这个担忧，美境在元旦期间前往其他潜在赶海目的地进行了观察。

　　在相接下村西侧的白虎头，仅见少量租赁赶海工具的店铺，没有商家追车揽客号称“跟着向导才能挖到大货”，也没有“海鲜来料加工”诱使无差别采挖，游客维持着自然流量，不少家庭无需提醒就能做到离岸前放归生物，仅求随性体验；在紧邻下村东侧的竹林盐场，“围网捕鱼”的非法赶海项目依然在抖音直播间火热叫卖，可这里位置偏僻，传统做海仍是居民主要生计，旅游服务设施几乎为0，仅有的几家商户还维持着“为了体验好，不多接客”的朴素经营观念，实地游客量极少。

　　我们看到，没有流量营销的驱动，没有配套服务的承接，即使是开放海滩，一个区域的客流溢出后，其他区域也不会立即出现人数剧增的情况。禁令切入经济链后，滩涂上的人流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且暂未向其他滩涂转移。

　　然而，平静没有一直持续，2月春节假期如约而至，禁令首次直面长假旅游高峰的挑战。

　　为准确区分下滩人群，禁令落地监管依靠“人海战术”来实现，即排班大量人员连续驻守赶海口，看行头判断，是传统渔民就放行，是商户和游客就劝返。

　　很快，执行就碰上了第一层困难：地理连续的海岸和滩涂之上，面对旅游人潮带来的商机，有赶海户为了赚钱重新开张，带客绕路从其他小路钻网下滩。

　　漏洞bug跑通后，赶海项目的下单链接再次冲上平台首页，慢慢的变多的游客在劝诱下前来赶海，即使在现场突然得知禁止入内，却不清楚禁令的背景和原因，因而往往想着“来都来了，不能空返”，依然冒险和向导钻空下滩。

　　赶海游客和商户由此再度聚集赶海口，仗着人多势众，一些载客向导甚至带领游客强行从主入口闯卡，由此和执法人员发生了口头冲突。

　　志愿者现场勘察，春节期间，在三个有监管人员严格驻守的主入口外，红树林边缘的岸带还多了4个游客下滩的缺口。下村滩涂面积极其广阔，低潮时放眼望去不见海面，一旦岸带失守，想要在滩上驱散和管理分散四处的游客便成了极其困难的事。

　　我们未能在现场精准评估滩上游客的多少，但社会化媒体上的热度仍然反映了部分实况：小红书上，分享贴和避雷贴记录着游客整军式从泥泞小路下滩的场面；抖音视频和直播中，找不一处无人的取景，载客摩托车队的轰鸣重新响起。

　　现象反映出禁令执行难以触及的根源问题——流量规则。当商户仍然在抖音和小红书直播发帖投流，招揽天然带有信息差的外地游客，现场管控就只能是一场不停追堵的对抗。

　　禁令实施三个月以来，有商户从未停止过线上平台的运营，只是强度有所降低。一位老板坦白：“只要停运，前面花那么多钱和精力起的号就废了，哪里敢下线？”一经发现可乘之机，商户和中介又迅速将营销话头转向下村滩涂，熟练地将这里包装回“景点”。

　　地方政策宣传抵达人心的速度和有效性远不及平台信息。偶有游客站在蓝底白字的禁令公告下端详，不久又犹疑着跟随向导走远。信息高度不对称下，“这里不能赶海”的单薄话术和零散的解释在值守人员口中重复了上百次，也不足以打消游客从网页浏览开始就步步建立的“爆桶”想象。

　　有管理人员表示：“我们请网信部门争取在互联网管控红树林赶海有关的内容，但是没有回信”。政府发布的禁令，可以让商户避险蛰伏，却似乎触达不了远在天边的网络站点平台。那里没有关键词拦截，没有和环境法、地方法相关的举报渠道，只有冰冷的流量规则，禁令执行的成本一路随赶海话题量的增长步步垒高。

　　纵观下村滩涂在过去一跃成为“野生网红赶海景点”的变迁史，平台的算法推荐、流量投喂和交易撮合就从未缺席，它们将生态敏感的自然保护地划为“必打卡”的消费符号，放任资本将渔村商户卷入流量战和价格战的泥潭，用赶海爆桶的假想覆盖了游客眼中的景观。直到今天，保护性政策发布，平台们依然隐身于责任之外，为违规违法的尝试提供跳板。

　　于外，平台监管的缺席使管理措施的执行陷入无休止的追堵；于内，社区与管理方间的张力在无形中蓄积。

　　12月底赶海禁令的发布，对基层公众而言，几乎是空降式的，没有与商户和社区村民进行商议，没有提前预告，也始终缺乏清晰的官方解释。一名本村的商户提到，当时自己是刷抖音才知道家门口的滩涂被封闭了，去找村委问询，得到的回应含糊不清。

　　在这项办法中，他们似乎只是等待着“被管理”“被通知”的角色，没有加入决策的制定过程，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赶海不再被允许了，无法预估自己的生意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自己又可以怎样准备适应。

　　有商户觉得委屈，“我们几家做经营都是最老实的，平常说不让夜间赶海、下雨赶海，保证就不接客人了，也从来就没做过围网经营这样违法的事。”对于一直坚守原则或试着转型的商户来说，禁令的落地意味着过去努力的清零，这种守法吃亏的感知，让他们陷入矛盾当中。

　　猜忌和质疑由此滋生。一时间，“政府想把人赶出去，然后等资金到位了自己做景区收钱”的阴谋论在行当老板、向导甚至载客师傅之间流传，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他们管理办法的合理性有了极大的怀疑，也怀有抵触心理。

　　当春节假期来临，部分蛰伏的商户又伺机行动：“反正有一天就彻底不能去了，趁现在还能捞点，当然要赶紧捞啊。”一些不讲事实的赶海中介账号借此发挥，将管理办法恶意谣传为“赶海公司霸海，不许普通百姓下滩”继续揽客，误解进一步传播。

　　回看禁令的条文，有一项值得留意的设计：允许周边村民继续开展传统做海。在保护红树林和滩涂免受人潮冲击的目的下，它尝试以此进一步做精细的管理区分，从制度层面保障自然公园周边合法权益主体的生产生活。然而“传统”和“合法权益主体”指向的身份，本就充满了模糊和变动。

　　在传统渔业向的旅游业转型的宏观趋势下，活跃在视野第一线的赶海户虽以外来者居多，大量本地人缺仍以经营民宿、餐饮或任职向导等方式，深度嵌入了这条经营链，也因此留在了村庄。禁令之后，有经营民宿的村里人表达无奈：“本来游客就少，现在看是更难做了，还不懂怎么办，都考虑要不要再出去打工了。”

　　新一代下村人“靠海吃海”的方式在变化，他们的身份并非“渔民”能涵盖。纵使在过去，旅游赶海与滩涂资源的可持续性发生冲突时，社区未能形成有效的制约和应对，傍海而生的他们，仍是长效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当他们主动或被动缺席决策制定的过程，或看不到留在家乡的出路时，禁令也将缺少内部的软性支持。

　　前段时间，我们曾见游客与戴着三角帽、扛着沙虫锹的渔民和商量，请渔民帮忙载送下滩，结果50元/车的价格没谈拢，两方分道扬镳。对话间，时间仿佛又倒回赶海生意刚刚萌芽的2015年——交易全凭一时兴起，价格依靠口头协商，带客赶海的从传统做海中悄然分化。

　　至今，北海下村滩涂的半年赶海禁令执行期过半，旅游淡季的滩涂或许又归于平静。在下一程，当这道紧急暂停键抬起，常态化的管理是否能导向长效的治理和保护？期待管理办法制定的后续消息。

　　将这场禁令看做一次短期的治理试验，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堵住了多少人涌向滩涂，而是为继续探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观察样本：谁应该参与保护和治理？在这张由管理部门、乡村社区、旅游商户、网络站点平台、游客共同编织的网络中，他们各自应该承担何种角色和责任？

　　我们希望这份记录能够为保护管理政策制定者和关注赶海问题的读者提供启发，也将继续梳理赶海公共治理有关的建议，与关注生态赶海的各位一同思考和探索答案，下期见。

　　这里是“不完全观察”系列文章的第8篇。文章专栏深入下村赶海一线，记录滩涂上的欢腾与哀鸣，剖析旅游赶海现象背后的推动力量。我们提出“生态赶海”，并非旨在简单倡导或对其加以定义，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呈现“赶海”背后多元交织的现实维度，探索“生态赶海”从理念走向实践的真正可能。我们正在期待一场始于理性、归于共处的思考——关于我们如何与海洋真正共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